中国慈善榜20年：数据面面观

2737亿元。

这是什么数字？

若把本世纪以来我国大额捐赠的总数算一笔账——2737亿元，虽难称得上精确，但也是被记录在案内最接近的数字了。

2004年5月10日，一张名为“2003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捐赠明细在《公益时报》发出。从此，每年国内个人和企业完成的大额捐赠以及境外主体用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大额捐赠，开始被建档记录。

第二年，入选榜单的门槛在金额上被设定为100万元。

二十年间，这份年度大额捐赠榜单由一张扩展至多张，它们共同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慈善榜。

金额：扎眼却真实

以金额来衡量捐赠的价值，诚然是以偏概全的，公益慈善自然有其他的价值属性胜于对捐赠多寡本身的比较。

但由一家媒体抛出这样一份榜单并坚持二十年，其审慎程度和经受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十年间，围绕中国慈善榜，《公益时报》也不断在影响力、创新性等多个维度挖掘元素，力求让榜单客观、有说服力，但二十年来榜单中数字的不断提高，也力证了金额排名对推动企业和企业家进一步回馈社会的推动力。

“旗帜鲜明地扬善”——榜单编制方不扭捏的态度，如今也成了中国慈善榜的经典slogan。

经过重新核对校验，过去19年，所有上榜慈善家累计捐赠1028.2405亿元，过去17年（第一、二届榜单未统计企业数据），所有上榜慈善企业累计捐赠1708.2995亿元，两项合计2736.5400亿元。

20年2700多亿元——这个数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太大，但考虑到榜单仅统计大额捐赠，也就是将年度少于100万元的捐赠者排除在外，还是足以说明捐赠主体解囊的“慷慨”程度的。

如果用二十年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大额捐赠飞一般的增长速度可谓令人咋舌。

第一届榜单显示，2003年，仅有10.2930亿元的慈善家大额捐赠被记录在案；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来到62.9169亿元，增长6倍有余；2005年，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总量是21.3622亿元；2022年则为240.1947亿元，飙升逾11.2倍。

如若将此年间的货币通胀率计算在内，我国大额捐赠近二十年间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视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下列中国慈善榜历年上榜总额一表中可见，自2005年起将慈善企业数据统计在内后，我国大额捐赠有四个年份出现巨大涨幅（90%以上）。

首先是2006年。由于之前三年的造势，当年慈善榜收录的慈善企业陡然增多，由86家一下来到222家。再者，该年公司法的修订，确认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股权转让限制松绑，使得股权捐赠首次成为可能。

接下来便是绕不过的2008年。当年的汶川地震是这个世纪以来引发国人第一次集中式奉献爱心的标志性事件，为震后救援和重建所贡献的大额捐赠扎堆式出现，当年大额捐赠总额接近前一年的一倍之多。

经过一年沉寂，2010年的大额捐赠则直接照上一年翻番。这一年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多灾之年”：新疆等地寒潮冰雪、西南地区连续旱灾、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沿海多地台风侵袭……当年，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的捐赠金额双双打破历史纪录。在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大额捐赠仍有如此潜力，当时令业内始料未及，也说明2008年的捐赠带来的效应让不少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接踵尝试。

2014年，大额捐赠再次迎来历史新高。此前一年，芦山地震未能将大额捐赠总额拉升，反而跌至了2008年的水平，一年后的触底反弹却着实令人吃惊。该年的慈善企业表现和往年持平，但199位上榜慈善家却录得219.02亿元的捐赠总额，可谓突飞猛进。究其原因，是与当年整个国家、社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视与支持有很大关系。2014年年初，民政部、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年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虽然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捐赠热潮，但捐赠总额增长幅度较上述四次涨幅已经放缓，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大额捐赠已进入平稳成熟期，在应急事件之余，大额捐赠便围绕多种目的有序展开。

参与者：曲高仍和“众”

大额捐赠考量的并不仅仅是经济能力，如涉及到企业，往往更多的是企业家对企业经营能力、企业策略、政企关系、股东和消费者反应等方方面面的全盘把握；如涉及的是个人，则还要考虑个人形象、子女继承、家族维系等亲密关系的处理。此外，如何让捐赠产生最大化的公益效果，也考验着捐赠者的智慧。

因此，想通过一掷千金便可赢得四面八方的赞誉，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大额捐赠，几乎可被视为一项“艺术”，是企业和个人在原有事业成功之后，要攀登的新台阶。

然而，曲虽高，和者也众。

作为企业，无论是早期的公益营销，或是早被普遍采纳的CSR（企业社会责任），还是最近被奉为圭臬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捐赠都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纳入考量；作为个人，如何有效地将财富通过慈善信托（可视为捐赠）等方式进行科学管理和传承，也是当下慈善家纷纷探索的课题。

中国慈善榜近二十年来的上榜数据，也可作印证。

遵从“能收尽收”原则，中国慈善榜从2004年确立收录标准至今，每届榜单收录的慈善家均在105-311人（组）之间；从2006年收录国内企业数据至今，榜单收录的慈善企业数量则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从最初的222家，增加至近两届的千余家，最近一届榜单更是破纪录地收录了1511家企业的大额捐赠数据。

经过重新核对校验，自创始以来，中国慈善榜共收录上榜慈善家3198人（组）次、慈善企业10430个次。

其中，若按捐赠者所在地考察，自然是来自北上广、江浙闽及香港这些经济发达、慈善资源丰富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居多，倒不必赘言。不过，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来自北京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数量在2008年首次登顶，后来有所反复，终于在2017年坐稳宝座，至今这一席位无可撼动。这一现象说明，一方面，不少优秀企业为了实现更大的抱负，往往选择将总部所在地迁至北京；另一方面，这些年北京的慈善资源愈加丰富，可实现的大额捐赠路径更加多元。

按捐赠者所在行业考察，来自房地产领域的贡献自然长时间独居鳌头，能源业、金融业、制造业也常年有不俗的大额捐赠表现。但从2015年开始，来自房地产业及能源业的大额捐赠比例有所下降。2018年，以投资为代表的商务服务型行业首次压过房地产业，成为当年涌现大额捐赠最多的行业；2021年，上榜数量最多的企业来自批发和零售业，达到201家，而仅上榜51家的IT业则贡献了逾36亿元的捐赠，这两项数据均在房地产行业之上。

近二十年来，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大额捐赠当仁不让的主力。从2009年之前的占据半壁江山，到2009年之后的超过六成比例，至2018年以来达到近八成，民企在数量上已是中国慈善榜的主流。不过，若仅观察慈善企业榜单的前十位，国有企业的比例尚可，某些年份还可以占到大部分席位。这表明，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公益慈善事业上的潜力也不容小觑。

此外，慈善家的年龄呈逐年下降趋势，体现出IT、电商等新兴行业在这些年异军突起的趋势；女性慈善家的不断增多，验证着慈善“她”力量已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

善款流向：侧重且多元

综观近二十年的大额捐赠善款流向趋势，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教育始终是捐赠者坚守的领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也使得省份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从而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产生区域性差异。一方面，本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不少经历过困难成长期的慈善家深知教育对于个人和民族的重要性，愿意长期下大手笔扶持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在教育上的捐赠投入，见效较快、成果容易量化，也更使得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热衷于此道。

从中国慈善榜创始以来，仅有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多灾之年”、2013年的芦山地震，让当年的大额捐赠善款主要用于对这些应急事件的救援，其余几乎所有年份，教育都是当仁不让的善款归处——哪怕2020年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捐赠都无法企及当年对教育的投入。

第二，紧紧跟随国家倡导。在我国，大额捐赠的流向与国家倡导方向紧密贴合，除了许多慈善企业本身就有对口帮扶的任务之外，受改革开放等国家政策而兴起的企业也时刻感恩国家和社会的扶持，愿意将善款投放至国家所需要的领域中去。

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201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继而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相对应地，2014年，投向扶贫领域的大额善款陡然来到榜单第二位；2016年起，助力脱贫攻坚战的大额捐赠已成为榜单主流。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发布；2月25日，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重点工作；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当年的中国慈善榜，企业大额捐赠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资金超过51亿元，仅次于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第三，多元发展势头明显。在传统的教育、国家倡导、救灾三大领域之外，我国大额捐赠的流向始终呈现多元化。

2008年以前，在教育和扶贫以外，公共建设、医疗、文化事业、环保等领域都是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愿意涉足的领域，尤其早年间在公共建设上的投入比例不小；2008年至2014年，救灾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其他领域资金受到影响，但仍保持细水长流；2015年以来，对医疗领域（不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投入成为了大额捐赠新的去向，尤其2018年起，上榜企业中，仅有半数会将全部慈善资金仅用于教育或扶贫，其余企业仍然选择将资金分流至范围更广的公益慈善细分领域。

捐赠进阶：升量又升级

纵观中国慈善榜近二十年所记录下的一笔笔数字，不难从量级上将本世纪的大额捐赠划分成几个阶段。

2008年“中国公益元年”显然是第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无论慈善家还是慈善企业，年度捐赠金额过亿者寥寥无几。

2004年，中国慈善榜的前身初问世，黄如论以2003年2.1亿元的捐赠拔下头筹。其中，一笔1.8亿元打造“江夏学院”的捐赠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两年后，他以自己与儿子黄涛的共同名义，以1亿元设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二次引发关注。

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2亿元设立“国家电网爱心希望工程基金”；同年，深圳富士康企业集团通过企业基金会向中华骨髓库捐赠1.0385亿元；同年，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捐赠1亿元设立“浙一医院潘方仁分院”；200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向中国绿化基金会捐赠3亿元设立“中国绿色碳基金”。

2008年之前，被记录在案的单笔过亿捐赠仅有上述几笔，但汶川地震的发生直接将中国大额捐赠正式带入亿元时代。

当年，中国慈善榜前五强的慈善家均捐赠过亿，同样量级的慈善企业则达到了惊人的19家。这样的步伐在随后几年并没有放缓，而是逐年一浪高过一浪。

关于2010年，《公益时报》曾有如下记录：“中国慈善家大步跨入‘亿元慈善时代’……曹德旺以个人名义捐赠的资金达10亿元之巨。无论是曹德旺，还是捐献名下所有股权的牛根生，以及早在2009年就高调宣布捐83亿元有价证券的福建富豪陈发树，都在证明着中国富豪慈善发展的新趋势……据中国慈善排行榜（编者注：即中国慈善榜）办公室统计，仅单笔过亿的资金和证券捐赠就有43笔128亿元。”

这一年年末，王健林更是向南京市政府豪掷10亿元，用于重建金陵大报恩寺，这是本世纪第一个单笔捐赠迈进10亿元的慈善家；几乎同时，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始人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蒙牛全部海外股权资产转让给Hengxin信托，时值14.2亿港元，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2011年，曹德旺捐出家族所持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当时市值约35亿元。

2014年，阿里巴巴两位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来源于两人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马云也因此实现单笔捐赠124亿元，登上次年中国慈善榜的头把交椅。

虽然十亿元、百亿元级别的单笔捐赠已偶有出现，但我国大额捐赠阶段的第二道分水岭还要数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实施。

2016年起，中国慈善榜每年上榜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总数稳定保持在600+，年度合计捐赠金额也稳定保持在140亿元以上，这与慈善法所带来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有法可依的新局面是密不可分的。

2017年，阿里巴巴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成立脱贫基金，全面参与脱贫攻坚；2018年，恒大集团向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捐赠20亿元扶贫资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腾讯设立15亿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综合保障基金”；2021年，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通过其成立的和敏基金会捐赠20亿元，建设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

据最新一届中国慈善榜（即第十九届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上榜慈善家135位（组），上榜慈善企业1511家，合计捐赠303.1116亿元，历史首次闯进300亿元大关。捐赠额在1亿元以上的慈善家共18位（组），共捐赠29.1667亿元；捐赠额在1亿元以上的慈善企业共37家，共捐赠超过124亿元。而前100位的慈善企业，共捐赠162.5762亿元，平均每家捐赠额超过1.6亿元。

比起捐赠金额的不断攀升，捐赠方式的进化在这三个阶段更体现出质的差异。

2008年以前，受限于捐赠管理经验与法律政策，大额捐赠通常采用一次性现金单笔捐赠。

2006年，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作出创新，首次采取“等额配比捐赠”方式，向浙江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即受捐方必须先从其他捐赠方获得一笔捐赠，才能从该基金内取出对等的资金使用。

这一时期，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的放开，成立基金会也成了众多慈善家和慈善企业资金用途的一大方式。

但在现金之外，以股捐方式成立基金会尚存在不小的困难。

牛根生及其家人在2005年宣布将捐出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从而被誉为“全球捐股第一人”。但实际上，直至2006年新公司法解除了董事长股权转让的限制，牛根生的捐赠计划才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2008年之后，汶川地震引发的大额捐赠浪潮不断冲击着彼时捐赠市场的种种梏桎，股权捐赠等更多捐赠方式的出现，促使着与捐赠相关政策的逐渐松绑。

2009年，财政部出台《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基金会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的限制被打破。当年，牛根生又以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方式捐赠4.18亿元；两年后，筹划已久的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股捐”逐渐成为慈善家们的新宠。

2010年，上文提到的王健林10亿元现金，并未直接捐给南京市政府，实际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方式，即首先将善款打入中华慈善总会的账户，再由后者分三次拨付给南京市政府。

同年，牛根生又第一个吃螃蟹，以公益信托的方式进行捐赠——他以质押股权的方式，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瑞士信贷信托公司下设的Hengxin信托，完成他股票捐赠的承诺。

2014年，马云和蔡崇信也宣布在海外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

彼时，慈善家选择在境外设立公益信托，一方面可避免境内机构接收境外资产产生的诸多税项及繁琐程序，另一方面则是境外的公益信托制度比较成熟和发达。

然而，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使得国内大额捐赠有了更多的选项，慈善信托等一系列新颖捐赠方式在国内迅速起步、完善。2016年当年，我国慈善信托即成功备案22单，合同金额规模30.85亿元。

2017年，何享健家族公布60亿元捐赠计划，其中包括1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和20亿现金捐赠，慈善信托占比八成。

2018年，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捐出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100%股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是目前为止全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永久存续的股权慈善信托。

2020年，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将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基金”。

同年，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虞仁荣计划以股权捐赠的方式捐赠逾200亿元，用于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慈善榜走过将近二十年，通过对其多年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不难看出，这份榜单见证、记录和参与推动的大额捐赠，如今早已经过几番蜕变，并呈现出新时代的以下特征。

今天，大额捐赠已由情感走向理性主导。慈善家和慈善企业不再仅仅于灾难发生后施以巨资，也不只对扶贫、教育等热门领域产生兴趣，而是更多地将自身特点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关注领域非常广泛。

今天，大额捐赠已由松散走向系统常态。数量庞大的个人和企业将公益慈善纳入自身战略的一部分，以基金会等形式为主要载体，有系统、有阶段性地推进公益计划，注重捐赠对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而非仅在意捐赠的轰动性，一捐了之，不问结果。

今天，大额捐赠已由简单走向科学持续。慈善家已不满足停留于现金和物资的捐赠初级阶段，股权捐赠、慈善信托等有效保证慈善资金持续性的手段已蔚然成风，各种创新慈善手段也被财富家族视为实现理财和财富代际传承的有效途径。

那么，下一步，大额捐赠会走向何方？第二十届（2023）中国慈善榜即将发布，最新的数据将给出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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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皮磊   责任编辑/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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